欧元太弱

20世纪上半叶，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战争不仅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还摧毁了各国的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源，导致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二战后，欧洲国家反思战争教训，开始寻求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欧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表示：“从根本上来说，欧元是一个政治项目。”其中，法国是欧洲经济金融合作的最早发起者和最积极推动者。相比之下，德国显得被动。故事要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开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主要支持者是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让·莫内。莫内认为，某些“官方控制”法国和德国的重工业对于防止两国未来再次发生战争是必要的。这一观点后来成为法国政策的基础。除法国和德国外，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也于1952年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六国签署《罗马条约》，决定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范围从煤炭、钢铁产品扩大到货物、服务、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1969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巴雷报告》以后来担任法国总理的雷蒙德·巴雷的名字命名。其配方设计师是以巴雷为代表的一批法国技术专家。巴雷报告要求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协调经济政策，并提出采用欧洲单一货币的可能性。然而，德国回应d 谨慎行事，不愿做出太多让步。此后10年唯一值得写的成功是1979年正式启动的欧洲汇率机制。即围绕欧洲货币单位（ECU，或“Ecu”）中心汇率的各国货币的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整个20世纪80年代，欧洲金融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是德国人不想放弃德国马克，也不愿意跟随其他国家的脚步，采取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他们也不想承担作为贸易顺差国支持弱国货币的责任。 1989年11月，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欧洲货币统一进程开始了转折点。 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德国统一的关键时刻对此，美国和苏联表示支持，但只有法国强烈反对。为了换取法国的支持，此前对金融统一持怀疑态度的德国最终屈服了，法国也改变了态度支持德国统一。此后，欧洲单一货币进程开始加速。 1992年初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分三个阶段推出共同货币。其主要条款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长期利率、财政赤字率、政府债务比率等指标必须趋同。 《五月条约》的另一项经常被忽视的规定是，欧盟或欧洲中央银行不得向整个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或个别成员国提供援助，也不得向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提供融资。所有承诺。从那时起一直到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经济趋同的情况确实不完善。南欧国家有意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甚至利用金融诈骗手段。因为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直接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能够“匹配”高信用评级的德国，南欧国家国债利率将大幅下降，这将为政府继续扩大支出提供便利条件。涉嫌欺诈的名单很长，欧元区第三大国意大利位居榜首。德国政府2011年公布的档案文件显示，1994年至1998年，德国在了解意大利真实经济状况的情况下，仍然作为第一批意大利人之一邀请意大利加入欧元区。在意大利的“过去的教训”中，斯派n、葡萄牙、希腊等国在准备经济数据时没有心理负担。欧元诞生之前，德国国内一直遭到公众、学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对。 1998年1月上旬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0%的德国人反对欧元，只有26%的人接受。也许只有德国的制造业和出口部门支持欧元的推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德国马克的持续升值损害了制造业和出口部门。德国商人一直对南欧国家和法国货币的不正常贬值抱有强烈的看法。对此，他们只能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力和产品竞争力来应对。对他们来说，推出欧元的好处显然大于风险。从美欧关系的角度来看，欧洲国家的另一个目标是推出欧元的尝试是为了消除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这种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1974年以后，德国马克对美元持续被动升值，德国建立独立于美元的欧洲货币的愿望更加强烈。就在这时，德国和法国遭到了打击。 2、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不可否认，就国家间经济关系而言，欧元区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但在金融一体化方面，欧元区的进展明显滞后。 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认识到财政整顿的必要性，《五月条约》的理论设计和规定就是基于这种认识。即使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时任德国央行行长的卡尔·布列松 (Karl Bresson) 也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政治联盟，“高度一致和灵活的政治联盟”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所要求的政策协调（包括贸易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社会和工资政策等）是不可能的。”欧元诞生后的前10年，即1999年至2009年，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2008年7月，欧元兑美元汇率达到1.6的历史高位。北欧和南欧之间财政政策的不独立、财政政策的不统一以及社会文化和观念的差异已经悄然累积。在法国，从1973年到1998年底，法郎相对于德国马克下跌了6倍，总共下跌了52%。相反，由于缺乏调节货币贬值的外部手段，这种不平衡的情况已经出现。两个c之间各国只能通过内部政策协调来解决。不同国家的政客和政客之间的协调压力可想而知。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又称“欧债五国”）是北欧发达经济体中比较难对付的“公司”。欧元诞生初期，南欧国家开启了低工资、低物价、低利率、高资本流入的黄金发展时期。内需依然强劲，经济增长加快，失业率下降，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社会福利改善。繁荣的景象给欧元带来了赞誉。然而，高增长伴随着过度消费、高通胀、财政赤字率和国债利率上升。南欧国家信贷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开始出现，经常项目赤字亟待解决积累，经济变得过热。但欧洲央行主要根据欧元区总体通胀率制定货币政策。 “一刀切”的财政政策对于南欧国家来说显然过于宽松，无助于解决经济过热问题。相反，它会继续促进泡沫的扩大。南欧国家经济失衡现象更加严重，表现为部分国家经常项目赤字率、财政赤字率、政府债务率较高，资产泡沫严重。经济失衡也给银行业不良资产带来巨大压力，政府为救助国内银行而支出的财政支出扩大了政府负债率。相对而言，德国、荷兰、奥地利、芬兰等国的各项经济指标都比较好。但德国人却不是也满意。德国经济学家汉斯·沃纳·津恩的研究显示，1995年至2007年，德国经济仅增长21%，低于欧元区31%的平均水平，而爱尔兰高达129%，西班牙和希腊均为55%，葡萄牙为33%，只有意大利较低，仅为20%。对南欧来说“太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德国来说“太紧”。欧元诞生10年来，德国就这样间接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付出了代价。 2009年10月，希腊公开承认财务欺诈，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此后，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相继陷入危机。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这些国家普遍丧失全球竞争力。保存还是不保存？如果我们救助，就违反了多年来制定的“不救助”政策；如果我们不纾困，毫无疑问欧元区将陷入困境。病倒了。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清楚地知道，救助费用将主要由德国承担。德国国内反对救助的呼声很高，认为此举违反了德国宪法、五月条约和里斯本条约规定的“不救助”规则。德国工业界也扭转了对欧元的支持，甚至提议组建以德国为首的“北欧元区”和以法国为首的“南欧元区”。 2010年5月的欧洲欧盟峰会上，对德国态度感到愤怒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一度“拍桌子”，威胁要退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欧元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两害相权取其轻，默克尔政府同意救助，但受援国必须接受一系列严格条件。援助措施包括财政金融类：欧元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推出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首批对希腊和爱尔兰的“援助计划”总额为1950亿欧元，最终对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援助资金总额近1100亿欧元。 2010年5月以来，欧洲央行也通过直接购买危机国家债券的方式实施救助措施。截至2013年底，欧洲央行向“欧债五国”提供的信贷总额达6130亿欧元。欧债危机爆发10多年后，仍出现积极迹象。经过持续去杠杆、结构调整和再平衡，危机国家经济状况得到一定程度改善。经常项目赤字率、财政赤字率等指标下降，经济恢复正增长。经过2017年，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GDP）基本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而爱尔兰表现最好。 2019年，其GDP比经济衰退前的2007年增长了63%。除希腊外，其他四个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与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在2021年再次收窄至0.5个百分点至1.5个百分点的区间。2023年下半年后，希腊也收窄至1.2个百分点左右。欧元终于渡过难关，但欧元的未来仍远不乐观。批评法国本身是欧盟内部的“政治机器”，德国是“经济机器”。在处理欧债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法国出主意、德国继续议案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于新一代德国领导人来说，保留还是放弃欧元不再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而是权衡成本与收益的问题。与此同时，法德内部，特别是外围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一体化的声音。作为欧元区第三大国，右翼政党在2022年9月大选中的胜利就是证明。因此，法德关系及其合作态度是决定欧元弱势走势的主要内在因素。欧洲在国防上对美国的依赖也意味着很难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地位。这表明欧元更像是“内部货币”，很难成为欧洲以外货币的“锚”。特别是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导致国内能源价格大幅下跌。如此一来，通货膨胀就会上升，人们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一些制造企业开始计划离开欧洲，欧元兑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因此，总体而言，似乎很难确定欧元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人们期待。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潘英丽苏立峰） （编辑：王巨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