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经济网版权所有 中国经济网新媒体矩阵 网络广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7190）（京ICP040090）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问题，强调“现代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必须向实体经济靠拢，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支撑”。 202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十五五”时期发展，必须主动把握国际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根据形势调整优化经济布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和增强实体经济基础”列为首要战略任务，并作出系统安排。从国际视野看，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也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各国都在追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今天，当人类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孤军奋战时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竞争的焦点。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内部社会学问题，但许多问题的根源是经济问题，特别是现代化工业体系问题。一些发达国家虽然在工业现代化方面拥有先进技术和经济，但产业发展不平衡、不配套、互不联通。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保费产业存在产业发展无力、产业不配套、产业技术长期处于低端等诸多问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该国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又影响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失衡往往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很快就会导致政治失衡。现在，如果说这些是美国或欧洲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产业体系失衡造成的。无论是各国因Covid-19疫情影响而遇到的供应链和产业问题，还是俄英冲突引发的国家间制裁问题，都指向一国产业体系的问题。当今国家间的竞争，特别是大国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经济稳定的竞争。对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作为一个大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产业体系？第二，如何构建这样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作为大国，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产业体系是吗？二十届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集成化，构建诚信、进步、安全的现代产业体系。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体来说，要实现这些目标，现代产业体系必须体现“全、大、多、密、强”五个特点。第一，“全”就是要有完整、系统的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对于大经济体和小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经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所有经济体都是不同的概念。小经济体需要产业现代化，而小经济体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空间发展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因此，小经济体往往依赖于大经济体，甚至小经济体的产业嵌入到大经济体中。一国的安全往往需要通过对外关系来保障。ch体现在依赖性上。但大经济体就不一样了。需要一个完整、自主、可控、先进的产业体系。这样的产业体系可以保证其不受外部环境制约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保障国家安全。第二，“庞大”是指中国有14亿多人口，中国人口众多。同一收入群体有4亿多人，占比30%左右。改革开放前，中国很多行业产量不足，被表现为“经济短缺”。由于改革开放，随着政策的完善和技术的进步，我国大部分行业，特别是中低端技术的行业都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尤其要避免“能力不足”。例如例如，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但由于忽视了以中低端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因此面临着“产能不足”的困扰。这也是“再工业化”要解决的问题。第三，“多”意味着经济活动要多元化。工业部门的国家最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最多样化的经济活动。 “产能过剩”或经济“受累”现象，主要是由于新型经济活动不够多造成的。所谓“参与”，是现有经济活动过度竞争造成的。经济活动种类越少，竞争就越激烈，某些领域的“卷入”现象就越多。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领域的重复建设和竞争是常见的例子。但如果经济活动种类繁多发布后，竞争的激烈程度必然会降低。许多领域由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出现监督过度的情况。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城市的“美”而限制非常规活动。经济活动发生变化，一些高技术经济活动因相关政策失灵而无法退出。只有经济活动多元化，才能有效建立现代产业的体系化。 “密”与“多”不同。 “密集”是指经济活动多样化，“密集”是指经济活动单一化。细分区域。经济活动越分散，其密度就越高，这与分工有关。业务层面，我国经济活动“密度”有待提高。一些企业仍然采取“自己做所有事情”的方式，很少参与供应链和产业链。从长远来看，由于缺乏竞争，企业拥有的技术往往会落后。在社会层面，“密度”还体现在能否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偏好。比如，有的人想去高档餐厅，有的人想去街头；有的人穿旧鞋想买新鞋，有的人想修理旧鞋。一个密集的产业必须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第五，“强”是指产业体系先进水平。它往往以科技发展水平来衡量，与新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对外，要避免“卡脖子”、“脱钩脱钩”等威胁，要着力建设新生产力；对内，发展新生产力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主体和关键l 系统。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思想认识层面看，新生产力是一个战略概念。新生产力是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体现。没有新生产力作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的合格生产力应该被视为与国家发展相关的战略概念，而不是指某些具体的技术和产业。尽管新生产力需要特定的技术和产业部门来表达或代表，但对应于特定部门的新生产力无疑使这一概念消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要把发展新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技术变革为引领，立足实体经济，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形成新兴产业，超前谋划未来产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工业的。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持续努力加强基础研究和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努力突破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要组织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联动发展，为优质新力量发展构筑坚实基础和战略支撑。这是对开发中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些重要关系的科学讨论。现代产业体系，包括前沿经济与经济经济的关系、传统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关系。从全球来看，经济可分为前沿经济和追赶经济；就此而言，技术也可以分为前沿技术和追赶技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在变化的过程中，新生产力也必然是一个概念。未来的技术将塑造未来的产业。因此，所有经济体都尽可能追求技术进步。尤其关键的是，要处理好新型优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不能仅仅认为传统生产力落后，也不能仅仅认为新型优质生产力落后。生产力将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如果各级政府有这样的能力一旦出现并急于购买被认为是新生产力的东西，就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现代产业体系强调的是产业的现代性，而不仅仅是代表现代性的现代性或未来技术性。简单地说，即使是传统的农林牧渔业也可以实现现代化。所以，如果只看工业现代化，而忽视农林牧渔业，那么一个经济必然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有深刻的教训。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下的英国和美国为例。英国“撒切尔革命”开始后，金融业被认为是最现代化的产业，也是主导未来经济的产业。因此，英国政府放弃了制造业，将发展重点转向了制造业。进入金融行业。尽管这一产业政策正在塑造伦敦金融城的未来，但英国也已经告别了制造业。英国原本拥有相当完善的制造业体系，但这一政策却造成了英国制造业的巨大损失。这种谬论导致了传统产业的流失以及新兴制造业被排除在英国之外。当今英国的产业结构畸形、就业不足、地方税收减少、中产阶级萎缩、社会高度多元化等几乎所有问题都与此有关。美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差不多。二战后，美国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里根革命”后，美国也放松了金融管制，导致美国资本带着技术离开美国，流向世界各地。这就导致了“去工业化”美国今天面临的形势。美国虽然一直牢牢占据世界尖端技术，但不具备生产中低端产品的能力，日用品市场上充斥着国外产品。 “去工业化”一直被认为是对美国经济的致命打击，导致技术、就业和税收的流失，中产阶级的迅速萎缩。中低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而高科技产品出口则因影响国家安全而受到限制。这样一来，中低端产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就无法通过高新技术出口来弥补，自然会导致贸易不平衡。但一旦用关税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影响人民生活。因此，作为一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支撑。新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我们要有完整的产业体系，既需要发展新型生产力，又需要融合传统生产力。产业升级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例：第一，今天做鞋帽，明天做电子产品；二是始终做鞋帽，但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首先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即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升级；二是同业升级。这两项升级都很重要。因此，对新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关系的科学认识应该是：一方面，通过追求新技术发展塑造未来产业；另一方面，通过新技术赋能老产业，促进其升级和现代化。在政策执行方面，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大力建设新生产力和基于新生产力的新产业；二是要大力建设新生产力、新产业。其次，我们不能对每一项新技术都仓促投入，也不能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新产业而忽视老产业。在发展新技术的同时，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通过新技术赋能老产业，促进老产业升级。 3为科技创新与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生产力质量，是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道路，具有高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量。”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加快发展新生产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方向和方法。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科技因素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由低水平发展向中水平发展转变的过程比较简单。发展阶段，包括劳动力和土地在内的经济要素成本较低，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此外，发展初期的经济增长空间很大，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h 现有技术的应用。只要我们找到启动发展的资本并采取有效的政策，就可以实现增长。这个阶段，企业无论做什么都能赚钱。然而，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转变更加困难。一是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二是新经济增长空间不足。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因此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主要是因为它们实现了基于技术发展的可持续产业升级。这些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几乎每十年就大力投资现代技术，实现重大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传统产业提升，更重要的是，新的经济活动。对社会而言，新的经济活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对于政府来说，它可以增加税收收入，使其能够扩大科研投入，为公众提供更多服务。新生产力发展需要有驱动科技创新的“三驾马车”，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应用技术创新和金融服务。总结现代工业化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三者缺一不可。一般来说，基础科学研究的主体是大学和科研院所。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活动通常是基础科学研究。大多数基础科学研究发生在大学或科研机构。国家需要提供良好的环境科研团体保证其追求的科研兴趣。政府在科学研究的基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需要资助大学和科研院所，但还需要创建基础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实验室。还应该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大公司也承担基础科学研究的工作。如果说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大多是利益导向的话，那么企业的基础科学研究则大多是问题导向。从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向应用技术创新的转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基础科学研究和企业应用技术创新往往是不相关的。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不重要。并不是所有的基础科学知识都告诉我们情报可以由企业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无穷无尽的。应用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市场竞争机制是企业积极参与转型、优化转型路径的动力。市场竞争驱动企业通过价格信号、需求反馈等机制动态调整应用技术转型方向。企业要想在同类技术改造成果的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需要不断优化改造流程、控制改造成本。这不仅体现在同类产品的竞争上，也体现在最低限度生存的技术路径的竞争上。要完善相关竞争机制，用竞争带动企业持续投入技术迭代，优化竞争机制。并升级新技术。同时，为增强应用技术创新积极性，政府需要通过出台政策等方式进行引导，制定合理的应用技术转化政策，及时纠正“不介入”竞争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确保应用技术转化持续朝着效益最优的方向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实体通常是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体系支持政府资助基础科学研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当然，在发达国家，很多私营企业也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或以各种方式支持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科学研究。但政府很难支持应用技术的转化，因为风险非常高。同样的道理，传统银行也很难做高风险的事情。正是基于这一事实，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适应应用技术改变高风险属性的金融工具而应运而生。从实践来看，二战以来，全球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领域涌现出不少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都是由风险投资驱动的，其作为金融资本与应用技术创新的桥梁作用得到充分证明。二战以来，大部分原创技术都来自基础科学研究，然后从基础科学研究转化为应用技术。无论是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应用技术创新，都需要充分有效的金融服务。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发达经济体，金融也是促进基础设施有效衔接的最强工具。c 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创新或实现产学研结合。因此，基础科学研究、科技变革、金融服务“三驾马车”，共同进步理顺了科技创新的总体逻辑，也可以称为“大科研体系”的建设。 4、用“大科研体系”推动新生产力发展，如何发展新生产力？理论层面非常明确，但理论向现实的转化还需要大量的努力，特别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和战略支撑，作出重要部署协调推进人才体制和科技机制一体化改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引领新生产力发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组织建设教育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建设新生产力。这说明我们对“大分析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从“大科学”的要求出发。“科研体系”，很多制度和要素还存在不足，或者关系没有纠正，科研管理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影响了科研经费的分配；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科研”的含义。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很多人对科研与发表论文、科研论文等同的关系存在错误的认识。因此，虽然我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增加了，但转化率却很低。在科研工具方面，一些科学实验室虽然数量有所增加，但有些实验室并没有投入使用，造成实验室从“多而不强”的转变，也存在系统性的体制改革问题。转换技术方面。比如，对高校科研过程缺乏科学认识，过度要求基础科学研究者同时进行技术改造，不利于基础科学研究本身的发展。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机制也有待完善。从理论上讲，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已经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这种重视还缺乏转化机制。因此，职业学校很难培养出工人，更难让他们具备工匠精神。在创新领域，一些关系尚未理顺，分工协作体系有待完善。这既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创新的财政支持尚未形成。严格来说，我们还缺乏能够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一些新技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或者需要运往国外，而被外资收购。总的来说，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城市层面，任何对创新技术的投资都可以带来新技术和基于新技术的新经济活动。如何打造一个能够为未来科技提供充足金融服务的金融产业，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必须建立一整套产学研联动的体制机制，加快这方面的改革。如今，中国在多个领域涌现出大量原创技术，特别是在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但由于管理不规范，有些技术很难实施。类似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有几个关键点需要考虑。首先，需要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许多重大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如构建校企合作研究体系、支撑耐心资本的体制机制建设、国家实验室的开放和协同使用等。国家应用布局、科技创新体系等。二是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妥善管理企业技术实施。在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方面，管理层必须划定底线和红线。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加强科研领域的跨境合作和规避风险。三是要在试点地区开展改革试点。在一个s分段管理体制下，很难通过“科室”实现有效改革。由于改革涉及部门较多，很多改革很容易出现条块分割。因此，有效的改革可以从“集团”出发，并得到“集团”的充分和完全同意。由于此类任务通常包含在“一揽子政策”中，因此改革可以产生效力和效率。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可复制的经验，然后在其他领域进行推广和推广。应当注意，“块”可以被包括作为特定地理区域或功能区域。类似的设立“科创区”的“街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多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在这些“区块”中，可以给出不同的规则，以基础科学研究“三驾马车”为基础，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应用d 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以期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突破，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同时赋能现有产业。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郑永年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术勤勉校长兼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编辑：胡峰）